乡政府拖欠工程款5000多万称无力偿还

一张生效的法院判决书，在乡政府“无力偿还”的回应面前，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凭据。江西丰城同田乡政府拖欠工程款本息超5000万元的事件，暴露出的不只是基层财政的窘迫，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：当政府成为“老赖”，法律判决的威严和政府的公信力，究竟该置于何地？

一场持续十一年的“垫资长跑”

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。那年4月，中海海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（原江西正宇建设）与同田乡政府签订了两份施工合同，承建乡镇村联动建设项目，涵盖道路、排水、绿化、休闲广场等工程，合同价款合计8690万元。

企业垫资施工，项目如期推进。2018年12月，丰城市审计局完成审计，最终结算工程款为7349.6万元。除了休闲广场外，其余工程均按期竣工、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——路修好了，市场建起来了，公共设施在用了。

但钱，一直没结清。

乡政府陆续支付了2800万元，此后便陷入漫长的拖延。2020年1月，双方签订《还款协议书》，确认乡政府拖欠工程款4549.6万元，约定通过分批出让土地的方式偿还，逾期按月利率1%计息。此后几年，乡政府又还了约1930万元，但约定还债的地块因市场行情和政策原因，要么流拍要么无法变现。

2025年，中海建工将同田乡政府告上法庭。一审、二审，企业均胜诉。法院判决乡政府支付剩余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合计约4660万元。然而，判决生效后，乡政府只支付了30万元，然后彻底停付。

到2026年10月，本息累计已超过5000万元。企业于8月和10月两次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，至今未收到任何立案或执行的回复。

“信号不佳”与“无力偿还”

面对追问，同田乡政府的回应耐人寻味。

原乡长喻佳美在接到电话后表示，任职期间乡政府每年都在还款，偿还金额需结合当时的财力以及工程的审计、验收程序来看，随后以“信号不佳”为由挂断了电话。

现任乡党委书记邹浩则给出了更直接的答复：“目前乡政府没有财政能力偿还欠款。”

一边是5000多万的合法债权悬空，一边是“没钱”的坦诚。法院判了，政府认了，但钱就是拿不到。

这不是孤例

同田乡的困境并非个案。在陕西山阳县，户家塬镇政府因拖欠工程款超千万元，账户被法院冻结，干部职工一度担心工资和医保发放受到影响。在甘肃天水，某镇被拖欠六年的工程款，最终靠法院冻结账户、上级统筹资金才得以解决。

更极端的案例发生在广西宁明县。北江乡政府拖欠工程款12万元，从1997年拖到2010年，法院一度因“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”裁定终结执行程序，最终靠全国人大信访转办、多方协调才和解结案。12万元，拖了十三年。

官方估算数据显示，政府拖欠企业款项规模超过10万亿元，其中工程款占了大头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无数施工企业被拖垮的资金链和被透支的信任。

问题出在哪？

表面看，是基层财政“没钱”。同田乡的还款协议曾寄望于土地出让收益，但土地市场遇冷、规划调整，约定地块流拍或无法变现，还款来源断了。

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：项目上马的时候，钱从哪来？

一个乡镇，签下8690万元的工程合同。签约时豪气干云，还钱时“信号不佳”。这种“先开工、后凑钱”的模式在基层并不少见——前任拿政绩，后任接烂账，企业成了被卡在中间的牺牲品。
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，市场机制本应是基层举债的事前约束：签约之前，政府一方必须对自身财力、项目收益与偿债安排作研判。但这一约束往往被突破，于是法律的事后约束随之而来——判决、冻结、强制执行。

问题在于，当被执行主体是政府时，法律的牙齿往往被“财政困难”四个字磨钝。企业赢了官司，却依然拿不到钱。

“无力偿还”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

从法律角度看，乡政府作为民事主体签订施工合同，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法院判决已经确认了债务的合法性和金额，“财政困难”是客观现实，但不能成为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的理由。

问题在于执行环节。对乡镇政府账户的冻结，可能直接影响工资发放和基本运转，法院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往往面临“投鼠忌器”的困境。而乡镇政府的经费主要依赖上级财政划拨，自身可供执行的财产有限，执行难度确实存在。

但这恰恰说明，解决这类问题不能只靠法院单打独斗。甘肃天水的案例提供了一种思路：法院冻结账户后，通过府院联动，上级主管部门介入协调，最终由上级统筹资金兜底解决，75%由镇里筹措，25%由相关部门支持。彭阳县法院的“交叉执行”实践也表明，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找到平衡点，既维护债权，又避免“杀鸡取卵”，需要多方协调而非简单的强制执行。